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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宝《永乐大典》葬在永陵吗?

2011-11-30 13:54:43 本文行家:王德恒

依据明成祖“毋厌浩繁”的要求,“文献大成”显然与之相去甚远,于是,命太子少师姚广孝、礼部尚书郑赐以及解缙等主持,“广招四方儒者”,“充纂修及缮写之士凡三千人”,对这部“文献大成”开始了大规模的重修工作。历时四载,于永乐六年(1408)修成,明成祖永乐皇帝除亲制序文冠以全书之首外,还将此书赐名曰:《永乐大典》。

《永乐大典》确实是国宝

不管明成祖永乐皇帝出于什么目的,按照他的谕旨,由当时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人组织力量用了—年的时间,于永乐二年(1404)十月丁巳成书的《永乐大典》确实是国宝。当时,明成祖赐名曰:“文献大成”。

    然而,依据明成祖“毋厌浩繁”的要求,“文献大成”显然与之相去甚远,于是,命太子少师姚广孝、礼部尚书郑赐以及解缙等主持,“广招四方儒者”,“充纂修及缮写之士凡三千人”,对这部“文献大成”开始了大规模的重修工作。历时四载,于永乐六年(1408)修成,明成祖永乐皇帝除亲制序文冠以全书之首外,还将此书赐名曰:《永乐大典》。
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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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据史料记载,《永乐大典》全书有目录60卷,正文22877卷,加上目录,总计22937卷,11 095册。每册“高一尺五寸六,宽九寸三,厚二至三寸”不等,估计总体积约在40立方米左右。因编纂《永乐大典》花费的人力、物力巨大,当时只誊录了一部(称为正本)

    明成祖朱棣,即永乐皇帝死后,作为传世之典,其后的仁、宣、英、代、宪诸帝均未展示阅览过《永乐大典》,到了弘治时期,即1488年至1505年,明孝宗朱佑樘才有“经筵之外,每观《永乐大典》”的记载。嘉靖三十六年(1557)四月十三日,大内午门、奉天门以及三殿大火连连,明世宗朱厚璁“甲夜中谕凡三、四传”,颁旨救书,这才使《永乐大典》幸保无毁。

—场大火终于烧醒了明世宗朱厚璁。于是,就在《永乐大典》编纂完成154年之后,即嘉靖四十一年(1562)七月十八日明世宗嘉靖皇帝面谕大学士徐阶,决定重录《永乐大典》;26天后,正式颁诏,渝令重录《永乐大典》,录毕后“两处收藏,以备不虞”。遵照明世宗的谕旨,成书后,“正本存贮文渊阁,副本贮皇史宬”。

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(公元15661214)明世宗嘉靖皇帝崩;次年,即隆庆元年(1567)三月十七日入葬今北京昌平天寿山明十三陵永陵。经过109人的辛勤劳作,《永乐大典》的录本(称为副本)于隆庆元年四月十六日正式完成,历时近5年。

    被称为“合千载于一时,成万卷于一篇”的这部《永乐大典》,囊括了上至唐虞、下至明初,有关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社会、伦理、道德、法律、天文、地理、奇闻、逸事等等。比如,“诸家诗目”目前仅存前三卷,主要介绍自汉朝以来历代诗人的诗集、诗的特点和作者生平。何宝善先生以仅存的905906907三卷统计,自东汉诗人王粲至北宋诗人刘景文,共辑出较为有名的诗人171家,累计诗集180余种;据栾贵明先生对仅占《永乐大典》4%的残本研究,从中又发现没有收录进《陆游全集》的陆游待作6首。当然,不管明成祖永乐皇帝修编《永乐大典》的动机如何,《永乐大典》作为中国十五世纪初叶的一部最伟大、最丰富的大百科全书存留于世的意义,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。

 

《永乐大典》的正本到哪里去了?

  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栾贵明先生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,对于《永乐大典》的下落问题,提出了一个新的、大胆的假说:不排除《永乐大典》被陪葬于明世宗朱厚璁的安息之地——今北京昌平天寿山明十三陵永陵地宫内。

   围绕着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下落,历来有五种说法,其—、“抄副后归于南京,毁于大火”;其二、藏于皇史宬特厚的夹墙中;其三、“清嘉庆年间失火毁于乾清宫中”;其四、郭沫若在《重印永乐大典序》中所说的,“从此正本与副本分藏于文渊阁与皇史宬。明末之际,文渊阁被焚,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。”

许多人均倾向于这种说法。但据多年的探索,几乎任何史料上都没有李自成火烧紫禁城的记载,但在明十三陵确确实实留下了李自成玩火的记录。

此时,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明十三陵的永陵,认为那里极有可能隐藏着有关《永乐大典》正本,是很吸引人的。

栾贵明先生对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下落的研究,其着眼点对焦在有关明世宗朱厚璁的死与葬上,他查阅了《明实录》并从中辑录了有关明世宗丧葬和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重录的史料,为《永乐大典》正本归葬于北京明十三陵永陵地宫说找到了论据。

他曾自信地说:“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,因急于安排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去处,以了却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心愿或嘱托,甚至重录工作并未完成的情况下,而诡称‘成’,即行‘两地收藏’。从而,造成‘副本’的先天缺少,而并非不可能。”

    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失踪,成了千古憾事;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的散落,则也是中华文化的巨大损失。

    据栾贵明先生介绍,清乾隆三十七年(1772)开四库全书馆之际,曾在宫中只拟永乐大典幅本进行清查,便发现这部重录副本,丢失了1000余册、2422卷。当时,清高宗下令在全国搜寻,也没找到下落。此后,该书又陆续丢失,其间经咸丰十年(1860)第二次鸦片战争,光绪元年(1875)清点时已不足5000册。到光绪十九年(1894),仅存800余册。光绪二十五年(1900)英、美、日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,《永乐大典》幅本也多遭劫难。内忧外患,战火连年,数万卷的《永乐大典》副本散失世界各地,至清末民初仅存64册。

    新中国建立之后,经诸多学者广泛搜集,达到了目前的近800卷,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缩微胶卷和复印件。1960年,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线装20202册;1962年,中国台湾省的世界书局曾据此影印,并增加12卷;1982年,中华书局继续出版线装本220册,又增收67(另有4个零页),几乎将能够得到的全部搜罗完全丁;1986年,中华书局再将其合编缩印成为十大册精装本,共收797卷。近又闻,中华书局由英国和爱尔兰等处又得到了一些新线索。

    1999年夏天,栾贵明先生对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下落问题,再次提出“永陵地宫说”,其立意、推理、史料的考证、假说的提出以至论据的形成,对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下落的寻找,不啻打开了一扇窗。如果说,栾贵明先生在“永陵地宫说”的研究上与前人有所不同的话,那就是,他是以—个新的视角——透过对嘉靖丧期前后22天的明档梳理、一步步地把关注《永乐人典》正本下落与命运的人们,在新千年前夕带进了“永陵地宫说”的。比如,栾先生认为,嘉靖皇帝的死亡距下葬日期,整整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,而永陵则在他死前的19年便已完工,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。与此同时,恰恰《永乐大典》副本的重录亦发生在嘉靖皇帝的丧期,这就不能不令人更抱怀疑—一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最后下落是否与嘉靖皇帝有着直接的联系。

也有人认为,如此重要的一部孤本大典,怎么可能让嘉靖皇帝说带走就带走呢?不过,用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的话来解释,则显而易见了:皇帝生前的喜爱之物,如有嘱托,什么大的东西都能带走。对于国家来说是大的东西,对于帝王而言,都可谓是小的东西。

当然,在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下落问题的研究上,也有不少的学者对“永陵地宫说”是持否定态度的。应该说,栾贵明先生对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下落问题的研究,在经过于27年后再次把“永陵地宫说”这样一个值得令人思考与论据积极的假说提出来,不能不说直接得益于钱钟书先生。

    1972年,钱先生当时还在“干校”里,对当时我国文学研究的科研方式、选题十分不满。在与栾贵明谈到选题时,他曾经有过—个颇有见地的意见:“历史上没有人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过彻底的研究,要花15年把这件事干好。”对于寻找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下落,钱钟书先生还有着—个十分明确的思路——“永陵是应该找,而没有找的地方”。

    科学的假说往往是推动科学研究的—种动力。

    栾贵明先生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再次提出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下落的“永陵地宫说”,并且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,是有着它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厚背景的: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,是以被列强凌辱的历史开始的;经过100年的奋争,中国则以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雄姿踏入了21世纪。

显然,找寻那些失落了的祖国文化遗产,特别是找寻那些重要的文化遗产,对于中国人民来说,其意义也更凸现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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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德恒王德恒 出生于1953年12月26日 满族。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。研究员。北京史研究会理事,北京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任FAB精彩企业集团专家顾问,SGS中外合资通用标准技术公司顾问,《中国高新技术企业》杂志副总编。 长年从事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,侧重旧石器时代研究和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历史观点。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论著。代表作品有《顺治与鄂妃》、《大洋彼岸的龙雾》、《天根》、《殷虚龟甲历劫纪》、《北京的皇陵与王坟》、《金帝陵述略》、《壁画迷雾》《明清帝王与皇陵文化》、《大唐帝王 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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